高伯龍院士在進行科研工作。（資料圖）
沒有高伯龍，就沒有中國的激光陀螺
沒有高伯龍，我國激光陀螺事業(yè)的發(fā)展可能還要推后十幾年甚至更久。
導彈、飛機、艦船、戰(zhàn)車等各種作戰(zhàn)平臺有一個制約其精確打擊、快速反應和精確控制的關鍵部分，叫慣性導航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的作用是使這些作戰(zhàn)平臺在不依賴GPS、北斗導航系統(tǒng)的情況下自主完成導航、制導、定位、定向和姿態(tài)控制等功能。如果沒有高精度的慣性導航系統(tǒng)，現(xiàn)代作戰(zhàn)平臺和武器彈藥就是有手無眼的“瞎子”，任你有一身力氣也無法使用。
而慣性導航系統(tǒng)的核心部件，是其中的陀螺儀。它誕生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中、法、俄等少數(shù)國家掌握其研制和生產(chǎn)技術。為了它，高伯龍奮斗了40多年。
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臺激光陀螺儀的原理樣機，引發(fā)了一場世界光學領域的革命。將激光陀螺用于導航與精確制導的設想，讓國際上許多科研機構紛紛開始了研制工作。
直到1971年，在國際上原理機和一些關鍵技術都取得重要進展以后，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錢學森將激光陀螺的大致技術原理寫在兩張小紙片上，交給長沙工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前身）領導，加緊開展對激光陀螺的研制。
接到任務后，學院迅速組建起以高伯龍為骨干的課題組，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激光陀螺的研制。正當他們躊躇滿志的時候，國內外許多開展此項研究的科研機構紛紛中止了研制工作。
原來，激光陀螺研制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更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以當時的科研條件與工藝水平，想研制成功簡直比登天還難。
對于研制激光陀螺的難度，高伯龍是清楚的。這位新中國建立初期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的高材生，自信在理論方面不比外國人遜色，但研究涉及諸多核心工藝，讓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們不干，就會給國家留下空白，將來可能因此受制于人；要干，就要干好這個世界性難題。”高伯龍下定決心向激光陀螺的研制攻關發(fā)起沖鋒。
憑著深厚的理論功底、非凡的數(shù)學物理分析能力，高伯龍通過理論推導和計算，終于弄清了激光陀螺的原理，并根據(jù)當時我國工藝水平，提出了與美國不同的技術路線。
研究的初步進展，給激光陀螺的研制工作帶來了一線希望。就在這個時候，幾家合作單位又因難度太大、前景不明選擇退出。
“別人不干了，我們卻不能放棄。”高伯龍和課題組每個人都清楚，如果就此放棄，我國激光陀螺研制任務就會半路夭折。
在困難面前退縮，決不是軍隊科技工作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高伯龍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在這個寂寞的領域里繼續(xù)戰(zhàn)斗、奮力前行。
但凡經(jīng)歷磨難，驚喜總是不期而至。1978年，高伯龍率領課題組經(jīng)過不懈努力，終于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代激光陀螺實驗室原理樣機。這一成果解決了大量理論和技術問題， 為進一步研制、生產(chǎn)激光陀螺奠定了基礎。
一路“奔跑”，終于見到成功的曙光
實驗室原理樣機的研制成功，無疑是一項重大突破，但它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激光陀螺雛形。
從原理樣機過渡到實用階段，需要解決鍍膜及其相關的一系列技術與工藝難題，根據(jù)當時我國設備和工藝水平，要想邁過這些“溝溝坎坎”是難上加難。要知道，美國光在解決鍍膜問題上就花了近30年的時間。
有人對此產(chǎn)生畏難情緒：“工藝上不去，我們干也白干，不如趁早體面收場。”
高伯龍說：“開弓哪有回頭箭？我們能干到今天這一步多么不容易，怎么說退就退呢？困難再大，也要研制出中國的激光陀螺。”
低損耗的反射鏡片是決定激光陀螺性能的關鍵。我國當時工藝水平落后，要突破這道難關，談何容易？ 一批批膜片被加工出來，又一批批地報廢，研制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高伯龍沒有退縮。他毅然決定，暫時放下多年的理論研究，轉入到激光陀螺全閉環(huán)工藝研究中。
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只有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底有多難——
當時手工打磨一個激光環(huán)形器上的小孔，就需要半個多月時間；一項關鍵技術難題，徘徊了一年多才找到解決方法；缺少激光高精度檢測設備，他們就自己動手造……每走一步，都是步履艱辛。
高伯龍把實驗室當成第二個家，幾乎每天在實驗室工作達15個小時。他長年患有哮喘疾病，疲勞后常常發(fā)作。為了不影響工作，高伯龍需要長期服用定喘藥品。
汗水在無聲中流淌，時針在寂靜中跳躍。在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挫折與失敗后，他們用了6年時間將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一一搬開：成功研制我國第一臺激光高精度測量設備，解決了多層介質膜的檢測問題，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鍍膜方案，攻克了低損耗鍍膜的關鍵技術。
1994年11月8日，我國第一臺激光陀螺工程化樣機誕生。這一消息，向全世界宣告：繼美、法、俄之后，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能夠獨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國家。
如果實現(xiàn)不了批量化生產(chǎn)，激光陀螺就無法在部隊推廣使用。緊接著，高伯龍團隊打響了第二場戰(zhàn)斗，這一干又是20多年。
激光陀螺是諸多高精尖極限技術的組合。批量化生產(chǎn)，就是要將這些高精尖極限技術“固化”。一路“奔跑”，他們終于見到成功的曙光——首條激光陀螺生產(chǎn)線在他們手中建成，產(chǎn)品的精度和可靠性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如今，團隊研制的激光陀螺已形成批量生產(chǎn)能力，產(chǎn)品應用范圍已覆蓋陸、海、空、火箭軍主要武器作戰(zhàn)平臺，有效提升了我軍的快速反應能力、遠程突防能力、精確打擊能力，為部隊戰(zhàn)斗力建設做出重大貢獻。
至純至強光依舊，世間已無高伯龍
追思會儉樸而莊重，人們擠滿了整個大廳，許多人哭成了淚人。待眾人散去后，高伯龍的夫人曾遂珍顫顫巍巍地從輪椅上站起來，伏在靈柩上失聲痛哭，怎么勸都不肯離去。她送的花圈擺在高伯龍院士靈柩的正前方，挽聯(lián)上只寫了一句話：謝謝你對我一生的呵護，該休息了老頭子，安心去吧。
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許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是的，技術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顛覆。唯獨品德的力量催人奮進，歷久彌新。對于從事科學研究，高伯龍曾這樣評價自己：“搞科研，我是個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只要問題沒有研究清楚，不解決，我就丟不下，成天想，做夢還想。”
那些年，為了攻克激光陀螺研制技術，高伯龍幾乎沒有按時吃過飯，有時甚至一天只吃兩頓飯。高伯龍的老伴說：“結婚幾十年，我就是天天在家為他熱飯，熱了又涼，涼了又熱。”
十年前，長沙遭遇罕見雨雪冰凍災害，電力供應緊張，學校白天不能正常供電，高伯龍就把實驗調整到晚上做。博士生張文回憶說：“那段時間，校園里積雪很深，老師穿著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著，每晚都來實驗室，一干就是一整夜，直到清晨停電后，才步履蹣跚地返回宿舍，我們看著既欽佩又心疼。”
在國防科技大學，許多人都說高伯龍是個“倔老頭”，對待科研工作極其較真。
有一次，高伯龍邀請宇航學會一位院士來校進行學術講座。在課堂上，他對這位院士的一個學術問題有不同觀點，當即站起來與之辯論。講到激動時，高伯龍走上講臺，拿起粉筆，將公式和運算直接寫在黑板上，有理有據(jù)地講起來。
氣氛一下變得尷尬起來。但這位院士并不介意，兩人相互交流，不時碰撞出思想火花，討論越來越深入，氣氛也變得輕松活躍起來。參加聽課的人都說，這是印象最深、收獲最大的一次講座。
“高院士就是這樣，直率較真，學風嚴謹。”一位熟悉高伯龍的教授說。
高伯龍先后帶了30多名博士生，按時畢業(yè)的卻很少。一位博士生按照他的要求選擇了“磁鏡研制及相關技術”研究。有人說，單單完成磁鏡研制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但高院士并不這么看，要求與磁鏡研制的相關技術也必須有所突破。這名博士生又跟著他干了3年，最終突破相關技術，歷時7年才完成了博士學業(yè)。
嚴師出高徒。如今，高伯龍帶出的學生大多都成為我國激光技術領域的知名專家。
斯人遠去，風骨長存。高伯龍走了，但他的精神品質如同他癡迷的激光一樣，依然綻放出奪目光芒，照亮著新時代的強軍征程，激勵著后繼者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不懈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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